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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涛的博客

平庸的年代,丰富的想象

 
 
 

日志

 
 

葱茏岁月——我在城中村所遭遇的这些人和这些事  

2010-05-24 05:28: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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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会

黎明鹏曾经是我的房东,在客村居住的时候我就住在他经营的“绘新公寓”里,那是一个有名的记者之家和诗人之家,也是我住过最好的出租屋。

这一栋“绘新公寓”声名鹊起是因为诗人黎明鹏在屋顶上蓄水种满了荷花,然后许多诗人在这里聚会,一本代表中国民间立场的《中国新诗年鉴》就在这里发轫,这也许是广州城中村最雅致的风景了。

我尊重黎明鹏,首先他有很强的入世精神,能写诗也能做生意赚钱,不然的话一个尘世净土般的“绘新公寓”就出不来了,另外一方面他很济世,做这个公寓本身带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味道,他最初的要求就是“只租给文化人”,所以谢有顺王小山迟宇宙等人住进来了,伊沙侯马徐江等人也来参加楼顶的诗歌朗诵会了,有时会觉得黎老板的这栋楼所蕴绕的文化气息并不亚于某个报社大院。

这个类似两星级宾馆标准的公寓收费很低廉,绝大部分住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记者,最温馨的是夜晚的时刻,顶楼住着的一家三口张罗着小饭馆,在天台上大家看着荷花喝着酒,交流着各种信息,要是到了诗会的时候,那场面就等于一个作协会议,当然这里是完全的民间立场,全中国深入人心的诗人云集至此,痛饮酒熟读离骚,何其快哉!

但这个都市田园梦后来遭受了重创,“绘新公寓”成功之后,黎明鹏雄心勃勃倾注了血本打算在另一个地方打造出中国最大的白领文化公寓,可是却遭人构陷,据说投入的资金连个水泡也没有冒起来,但是当记者采访黎明鹏时,他并没有表现出诗人常见的忧郁,而是搬回了“绘新公寓”居住,主人已经不是他了。

我基本上只看诗不写诗,《中国新诗年鉴》是我看得最多也认为中国最有价值的一本诗歌年鉴,至今年鉴已经出了十年,每次看到都会想起在客村的城中村生活,以及那个值得祝福的老房东。

 

 

 

雅贼

在城中村里没有被偷过是有几分奇迹的,黄皓说他就遇到过一个,那是他报社的同事邱小红,据说这一奇迹的缘由很简单,人家专门找派出所楼上的房子租。

派出所楼上的房子也可以出租,这大概也能说是城中村的一道奇观风景,城中村是危机四伏的地方,尤其到了夜晚,打架斗殴偷抢拐骗并不鲜见,所以派出所必须“紧密”地联系城中村。

黄皓是我在报社搭档多年的老同事,按照道理来说,像他这样的“土著”广州没有必要去混迹城中村,但他因为二十多年前的冲动丢掉了一份工厂的工作,没有按他经历过运动折腾的父亲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安份的工人,于是他开始入行商业摄影,最后成为一名记者,身份的转变使得自己的生活规律异于“常人”,为了不打扰家人,他裹着铺盖搬进了城中村。

他对自己在石牌村租的房子还比较怀念,那是一个天台上的铁皮屋,一个月四百元有四十多个平方米来住,但当中有一半是阳台的面积。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黄皓不仅可以悠哉地拿相机从楼上俯拍那些秘巷里的惊悚场景,据他吹嘘甚至能抓拍到有名的“飞贼”从一个楼顶飞窜到另一个“握手楼”的楼顶。

在这种有“娱乐”气氛的环境中生活,黄皓也得小心自己的门户,同住一栋楼的报社同事已经全部失守,他当然得小心,对付的方法是“清野”,单身老爷们隆重入住城中村时的全部家当用一辆三轮车就可以拉走,除了衣物铺盖之外无非就是书刊碟片,最有含金量的是一部小电视机和一台当时很流行的便携影碟机。

最终还是被“临幸”了,当黄皓捧着他最贵重的家当——照相机深夜归家时发现铁皮屋的门被弄开了,而且来者还很负责任地把屋里仅有的三把锁统统撬开,有了“反扫荡”的准备对方自然一无所获,但是来的这家伙居然很有兴致地翻了几张碟在屋里看了一会儿,除了把碟片搞乱之外竟然连电视机和影碟机都没有下手弄走!黄皓饶有趣味地点根烟蹲下来慢慢研究那个家伙看的几张影碟,还都是比较文艺小众的片子!“这哥们还行!”

我很羡慕他的雅遇,在杨箕村租房子是我也被人盗劫过,贼人还在门口的椅子放了一把菜刀,据警察叔叔分析这是预防我突然回来——准备劈我一刀呢!后来我在派出所里看到那两个被抓到的倒霉蛋,畏畏缩缩蹲在墙角,很没有气质。

那个雅贼后来会怎么样?我们猜不到,或许会是某个厚积薄发的专栏作家?

 

 

 

做戏

广州也算个大码头,奇花异果比较多,江南藜果就算小有名气的奇人之一。

江南藜果,本名黄利国,在广州读完研究生后便成为一名记者,算是名记一类人物,告别这种媒体生涯用他的话来说是“在编辑任上因专业和政治相冲突而脱离报界”。

让江南藜果名气大燥的经历就是他告别媒体身份后折腾的酒吧实验戏剧,在广州城中村呆过的文艺青年很少有不知道“水边吧”名头的,江南藜果用自己的身家开了酒吧,然后卖酒赚钱,有了钱就折腾酒吧剧,然后这种生活方式就一直延续了下去,那些酒吧被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我认识他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正式落户石牌了。

从《档案广州》开始,媒体大量关注这个“顽主”,来喝酒看戏,甚至演戏的人也多了起来,江南藜果实际上把这个酒吧当做了一个解析社会的实验平台,三教九流来者不拒,吧剧的演员都是在泡吧的客人中慢慢泡出来,我在住城中村时经常去里面闲坐喝酒,泡得久了也上去演了几场,我还记得江南藜果给我的酬劳——喝酒免费还有五十元的出场费。

演员都是非职业的,白天上班或上课,只有晚上才能排练,而排练时间也很少,重任全在江南藜果身上,他要兼任编、导、演,有时演完之后还要和大家开个会,他很执着有时难免暴躁,周围的人慢慢就离去了,有一段时间的“当红”女主角——一个叫KK的女学生,我后来在一个台湾人开的餐厅再遇见时她已经是个餐厅负责人了。

麻烦的事情会很多,江南藜果并不是那种成功商人类型的人,再小的生意也会有许多繁琐,这只能靠他姐姐帮忙打理生意。来的人多,也杂,他一部当时很昂贵的摄像机被人偷走了,之前我见过江南藜果拿着那部摄像机在王磊的摇滚舞台上手舞足蹈地拍个不停。

最麻烦的是,这个浪漫故事到后来并没有奇迹出现。

大病一场以后的江南藜果已经很少听到消息了,我们当年曾经泡过水边吧的人大多告别了某种状态,有时都会怀念他。

 

 

味道

丁永超是四川人,他来广州的原因就是一种放逐,还是美术学院高材生时他的作品就已经被拿去展览过,由于热血了一把,在八十年代末毕业分配时被远远扔去了山旮旯,随后在遭遇了无疾而终的婚姻和失败的生意后,他决定来千里之外的广州,这让我想起导演李玉的电影《红颜》,一个人想离开一些伤心往事,就会远远地从内地去广东。

老丁生活的城中村在广州大道南的上冲,因为这里有几个早些年的同学扎营了,老丁租了一个房顶,用他的话来说四百块有四百多方,虽然其中四百方就是天台,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天台上堆满了可乐瓶,老丁说离开家乡后就不再喝酒,从此只是不停地喝可乐,然后把瓶子统统收藏在天台上,搬走的时候一并留给了房东。

在混迹媒体和广告公司时,老丁并不喜欢外出应酬,他的派遣方式是把同事叫来住处,烧一桌菜——据说这是他的专长,然后一堆人坐在天台上,别人喝酒他喝可乐,慢慢吃慢慢聊从前那些事情,那时候我就是他的患难之交。

    其实他的烹饪除了自己晒咸菜腌泡菜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把广州菜市场斩来的料弄回来再深加工,毕竟在离开城中村之前他都是一个人生活。先是买回辣椒面花椒八角之类的香料,自己炼出麻辣红油,斩回半只手撕鸡一经“深加工”便成了四川的口水鸡;买个萝卜煮汤,事先还要把萝卜皮削下来用铁丝串了晒干,再把干萝卜皮切丝拌上佐料就是可口的下酒小菜。一顿饭没花多少钱,却也几大碗几小碟,三滋五味,堪称丰富。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濒临绝境时还有心思折腾这些东西,应该称之为“勇气”抑或“智慧”?我说不清楚,不过受了这四川同事的感染,我也变得不肯将就起来,生活窘迫时在家下锅面条吃酱油面,还念念不忘用火烧个茄子剥皮匀着蒜泥拌面条吃。

老丁现在自己开的广告公司就在天河城旁边,体育西路上有不少川菜馆,他自己也没有时间再重温以前的生活方式了,那些味道或者成为记忆,或者就成为了座右铭。

四川人很有一种草根的韧性,善于逆境寻欢,所以大多能调理出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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